1960年代的北京，兩個男人的一次對話成為歷史趣談。一個是聲名顯赫的文學家、史學家郭沫若，一個是剛剛獲得特赦的末代皇帝溥儀。當郭沫若滿懷期待地向溥儀發出邀請時，萬萬沒想到會得到一個讓自己無地自容的回答。這五個字不僅讓郭沫若當場愣住，更揭開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真相。
1959年12月4日的撫順戰犯管理所內，一場特赦大會正在進行。當宣讀員念出「愛新覺羅·溥儀」這個名字時，台下那個53歲的男人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十年牢獄生涯即將結束，這個曾經的皇帝將重新踏入社會。
溥儀對特赦其實并不抱太大希望。用他自己的話說：「有誰也不能有我，我的罪惡嚴重，論表現我也不比別人強。」當聽到自己名字被第一個念出時，溥儀差點從椅子上跌下來。這個消息來得太突然，讓他一時間不知所措。
回到北京的溥儀住進了政府安排的旅館。這里的生活簡樸得讓人難以想象：一張單人床，一張木桌，幾把椅子，就是全部家當。對比曾經的皇宮生活，這里簡直是天壤之別。溥儀卻沒有抱怨，反而感到前所未有的輕松。
面臨一個現實問題：找工作。作為一個特赦犯，溥儀的身份尷尬到極點。哪家單位敢要一個前皇帝？溥儀自己也犯愁，畢竟在監獄里學到的那點技能，放到社會上根本派不上用場。
經過政府安排，溥儀來到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，成為一名普通園丁。
這個決定讓溥儀既意外又欣慰。意外的是從皇帝到園丁的身份轉換如此巨大，欣慰的是終于有了正當職業。
1960年2月16日，北京還是冬日嚴寒，溥儀拿著北京市民政局的介紹信走進植物園大門。園長俞德浚和辦公室主任奚斌熱情接待了這位特殊的新員工。溥儀主動要求「馬上參加勞動，為社會主義建設出力」，這份積極態度讓園方領導刮目相看。
溥儀被安排住在園內一間18平米的房間，與工友劉寶善、劉寶安同住。這種集體生活對溥儀來說是全新體驗。第一次和普通工人同吃同住，第一次自己洗衣服縫補衣物，第一次學會系鞋帶，一切都顯得新鮮而有趣。
植物園的日子雖然平靜，溥儀內心深處仍有不甘。畢竟，從小接受宮廷教育的自己，讀過十三經、古詩古文，還學過西方的許多學科，除了那些古文典籍，應該還能做更多事情。
園藝技術雖然學會了，可總覺得大材小用。
1961年春天，一紙調令改變了溥儀的命運。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需要他這樣的「活歷史」。1961年正月初四，中央統戰部設宴，正式宣布將溥儀、杜聿明等7名首批特赦人員調到文史委員會任專員，月薪從60元提高到100元。
告別植物園的那天，溥儀心情復雜。3月6日，園里專門召開歡送座談會，同事們紛紛表達不舍之情。一年多的園丁生活讓溥儀第一次感受到自食其力的踏實，現在即將開始新的人生篇章。
郭沫若在1960年代的中國學術界地位超然。這個四川樂山走出的才子，不僅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，更是甲骨文研究的權威專家。作為中國科學院院長，郭沫若的一舉一動都備受關注。
郭沫若的學術成就確實驚人。早年留學日本期間，他就展現出過人的語言天賦和學術敏感度。回國后，從文學創作到史學研究，從考古發掘到古文字解讀，幾乎無所不能。魯迅曾評價他是「才子加流氓」，雖然帶有調侃意味，卻也承認了郭沫若的才華。
正當郭沫若雄心勃勃地投入清史研究時，一個棘手問題擺在面前：滿文。清朝大量珍貴史料都用滿文書寫，這些文獻對于研究清朝歷史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。可郭沫若雖然博學，滿文水平幾乎為零。這讓這位學貫中西的大學者頗為頭疼。
找滿文翻譯談何容易？新中國成立后，懂滿文的人本就稀少，水平高的更是鳳毛麟角。這種語言在清朝后期就已經式微，到了民國時期更是幾乎失傳。郭沫若翻遍通訊錄，咨詢各路專家，得到的答案都不理想。
郭沫若曾經嘗試自學滿文，買來相關教材認真研讀。可這種語言的學習周期太長，以他當時的年齡和工作強度，根本沒有時間投入。眼看研究工作陷入停滯，郭沫若急得團團轉。
當時的史學界正在經歷重大變革，馬克思主義史學觀念逐漸占據主導地位。郭沫若作為這一學派的重要代表，承擔著重構中國古代史的重任。清史研究的成敗，直接關系到他的學術聲譽。
一次偶然的機會，郭沫若聽說末代皇帝溥儀現在就在北京工作。這個消息讓郭沫若眼前一亮：清朝皇帝怎麼可能不懂滿文？溥儀從小在宮中接受正統教育，滿語肯定說得比漢語還流利。
這個想法越來越強烈。郭沫若開始搜集溥儀的相關信息，了解到他已經從植物園調到文史委員會工作。這個安排更讓郭沫若興奮：溥儀既然在文史部門工作，說明組織上也認可他的學術價值。
郭沫若甚至開始構想兩人合作的具體模式：溥儀負責翻譯滿文史料，自己進行理論分析和文字整理。這種分工既能發揮各自優勢，又能確保研究質量。說不定還能合作出版幾本重要著作，在學術界引起轟動。
郭沫若開始琢磨如何開口。畢竟溥儀身份特殊，直接提要求顯得唐突。最好先建立一些私人關系，讓對方了解自己的學術水平和人格魅力，然后再提合作的事。機會很快就來了。
1960年代中期的一個晚上，北京某個文化界聚會現場燈火通明。
這類聚會在當時并不少見，知識分子們借此機會交流學術心得，拓展人際關系。郭沫若和溥儀都出現在賓客名單上，這樣的場合，兩個身份特殊的人物自然成為全場焦點。
郭沫若精心準備了這次「偶遇」。他特意帶來一件心愛的收藏品：一個制作精美的小鼻煙壺。席間，郭沫若選擇了一個合適的時機，拿出鼻煙壺向眾人展示。他神色得意地介紹：「各位請看，這是乾隆皇帝的御用之物。大家都知道，乾隆皇帝對工藝品的要求極高，這件鼻煙壺無論是材質還是工藝，都堪稱完美。」
溥儀在一旁靜靜觀察，眉頭卻微微皺起。作為清朝皇室后裔，他對宮廷用品有著天然的敏感度。這個鼻煙壺雖然制作精美，細節之處卻有問題。無論是紋飾風格還是工藝特點，都與真正的乾隆御用品存在差異。
當郭沫若介紹完畢，眾人還沉浸在贊嘆中時，溥儀輕聲開口：「郭先生，您可能弄錯了，這并不是御用之物。」這句話如同一顆石子投入平靜的湖面，瞬間激起漣漪。
現場氣氛頓時變得微妙。眾人的目光在郭沫若和溥儀之間游移，不知該相信誰的判斷。郭沫若的表情僵住了，顯然沒想到會遭到質疑，尤其是來自溥儀的質疑。
經過反復觀察和討論，專家們最終得出結論：溥儀的判斷是正確的，這確實是一件仿制品，而且仿制水平相當高明。
這個結果讓郭沫若陷入極度尷尬的境地。作為學術權威，當眾被人指出錯誤已經夠難堪了，更別說對方還是一個「罪犯出身」的末代皇帝。郭沫若的臉色變得很不好看，勉強擠出一絲笑容表示接受這個結果。
這一幕讓郭沫若對溥儀刮目相看。
眼前這個曾經的皇帝，對文物的鑒別能力遠超想象。這種能力不是靠書本知識能夠培養的，而是需要長期的實踐積累。溥儀在皇宮中生活多年，接觸過無數珍貴文物，這種經歷是任何學者都無法比擬的。
酒過三巡，郭沫若找準時機，滿臉誠懇地向溥儀發出邀請：「溥先生，我正在進行清史研究，遇到很多滿文資料需要翻譯。以您的學識和出身，在這方面肯定有獨到見解。不知道您是否愿意協助我進行這項工作？」
滿座賓客也都好奇地看向溥儀，等待這位末代皇帝的回應。在眾人看來，這是一個再好不過的機會。郭沫若的學術地位有目共睹，能夠與他合作對任何學者來說都是求之不得的機會。
溥儀的表情變得復雜，眼神中閃過一絲猶豫和無奈。他沉默了片刻，似乎在斟酌如何回答。
現場的氣氛變得有些緊張，所有人都在等待這個關鍵時刻的答案。
終于，溥儀開口了，語氣平靜得出奇：「我不會滿文。」
這五個字如同晴天霹靂，讓現場瞬間安靜下來。郭沫若愣在那里，完全沒想到會得到這樣的答案。清朝末代皇帝不會滿文？這怎麼可能？這簡直顛覆了所有人的認知。
這五個字的殺傷力巨大，不僅拒絕了郭沫若的邀請，更讓這位學術大師在眾人面前顏面掃地。郭沫若原本以為勝券在握，萬萬沒想到會遭到如此干脆的拒絕。
溥儀說不會滿文，這個回答既是事實，也是托詞。要理解這五個字背后的真相，需要回到溥儀的童年時代。
溥儀的滿文老師伊克坦是個嚴肅古板的老頭，滿臉麻子，身材矮小，不茍言笑。這個形象讓小溥儀產生天然的抗拒心理。在一個三歲孩子的眼中，這個老師實在太可怕了。
課堂上的溥儀頑皮異常，根本無法專心聽講。要麼信筆涂鴉，要麼偷看閑書，甚至調皮到用腳趾去扯老師的胡子。伊克坦被氣得不輕，又不敢體罰小皇帝，只能跑到皇太后那里告狀。
相比之下，溥儀的漢文老師陳寶琛就成功多了。這位翰林出身的老師學富五車，更重要的是懂得如何與孩子溝通。陳寶琛出身名門，在福州老家教了20多年書，開辦了30多所學校，擁有豐富的教學經驗。
陳寶琛對年幼的溥儀循循善誘，讓他對學習漢文產生了濃厚興趣。在這位老師的悉心指導下，溥儀的漢文水平突飛猛進，後來達到了大學生的程度。能夠寫出《我的前半生》這樣的自傳，與陳寶琛的教導密不可分。
溥儀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，自然對滿文缺乏學習動力。加上個人興趣不足、老師教學方法不當等因素，滿文水平停留在初學者階段就不足為奇了。
1956年，郭沫若強烈建議挖掘明定陵，這個決定後來被證明是錯誤的。由于當時技術條件限制，大量珍貴文物在發掘過程中遭到破壞，損失多達3000件。這件事在文物界引起很大爭議，也讓溥儀對郭沫若的學術態度產生質疑。
在溥儀看來，郭沫若過于急功近利，為了學術成果不惜冒險。這種做法與溥儀從小接受的傳統文化教育相沖突。
對于一個在皇宮中長大、見識過無數珍貴文物的人來說，看到這些文化瑰寶遭到人為破壞是無法忍受的。
溥儀雖然經歷了十年改造，思想觀念發生了很大變化，對清朝統治的腐敗也有了清醒認識。可要讓他親自參與挖掘和揭露這些歷史黑暗面，心理上還是難以接受的。
與其解釋這些復雜的原因，不如簡單地說一句「我不會滿文」。這五個字既是事實，也是托詞，既保全了面子，也避免了麻煩。這種處理方式體現了溥儀的智慧和圓滑。
溥儀用五個字巧妙地化解了一次尷尬的邀請，也讓郭沫若見識了末代皇帝的處世智慧。這個看似簡單的拒絕，背后隱藏著太多不為人知的故事。
這次聚會后，兩人在公開場合還會偶爾遇到，但都保持著客氣而疏遠的關系。郭沫若明白溥儀的真實想法，溥儀也知道郭沫若心中的不甘。
兩個時代的風雲人物，就這樣在歷史的長河中擦肩而過。
這個故事後來在文化界傳為笑談，成為那個特殊年代的一個注腳。它揭示了知識分子之間復雜的關系，也反映了歷史研究中的種種無奈。五個字的拒絕，承載著太多歷史的沉重和人性的復雜。
